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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车司机女儿装名媛骗过无数富豪 出狱后自觉很成功

2016年,当安娜·戴维(Anna Delvey)来到纽约时,没人怀疑她的超级富豪身份。

她长住在五星级酒店11 Howard,那里可以俯瞰整个纽约市;身穿高级定制服装,房间里摆卖奢侈品和限量版手提包。
她出手非常阔绰,简直像是恨不得把钱扔掉一样,连小费都是最低一百美元地给。
礼宾员、Uber司机、服务员,见者有份。

在酒店里,安娜就是女王,她只要一出现,所有人都会“呼啦”一下子冲上去为她服务。
“见过蕾哈娜出场的样子吗?安娜出现时就是那样的。”礼宾员娜芙塔利·戴维斯(Neffatari Davis)在《纽约》杂志中说。

娜芙塔利是安娜最喜欢的工作人员,经常给她小费、礼物。她还邀请娜芙塔利一起参加自己的私教课,看她气喘吁吁,专门为她花了4500美元买课。
这女孩真有钱。
她的钱哪来的?
“我爸爸是德国的石油大亨,他经营着从俄罗斯到德国的石油生意。”
安娜很轻松地说,父母给她准备了一个6000万欧元的信托基金,等她到26岁时才能用。日常开支则靠海外银行电汇。

这个理由听上去很合理,安娜有着欧洲口音,明显是外国人。
虽然没听说过德国有哪个叫戴维的家族特别有钱,但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孤陋寡闻。
在纽约出现后,安娜就迫不及待地进入社交圈。
据纽约品牌总监汤米·萨利赫(Tommy Saleh)说,安娜一直是欧美社交圈的重要人物。

2013年,安娜在巴黎时尚杂志《Purple》当实习生时,她就能和杂志主编奥利维尔·扎姆(Olivier Zahm)一起参加巴黎时装周的派对。

她和瑞典艺术家安德烈·萨拉瓦(Andre Saraiva)的关系也很好,两人有过合照。
“全球最好的派对她都参加过。她每次都主动自我介绍,人又甜美、礼貌。很快,其他人会和她成为朋友,一起出去玩。”萨利赫在《纽约》中说。

没人知道安娜的具体背景,只知道她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,出席各种上流社会派对。
在纽约,安娜也办起豪华晚宴,艺术家、运动员、公司高管,甚至还有明星参加。
有天晚上,娜芙塔利看到童年偶像麦考利·库尔金(Macaulay Culkin)也出席,激动得手都不知道怎么摆。

不过,安娜并不是来纽约当名媛的,她说,自己是来这里做事业的。
她很喜欢艺术,想在纽约建一个艺术俱乐部。
这个计划本来是要和男朋友一起做的(她的男友是科技名人,曾参加过TED演讲),但两人在2016年分道扬镳,男友去阿联酋,她只好独自来纽约。
靠着著名建筑师圣地亚哥·卡拉特拉瓦(Santiago Calatrava)的儿子的关系,安娜找到纽约地标性建筑,“教堂宣教所”(Church Missions House)的租用渠道。

这栋占地45000平方英尺,足有6层楼的建筑位于派克大街一角,外形古香古色,附近人流量也大。
卡拉特拉瓦告诉她,他能帮她保下教堂宣教所的租用权。安娜计划把它建成一个“动态视觉艺术中心”,让自己喜欢的艺术家设计快闪店,还打算在里面建三家餐厅、一家果汁吧和一家德国面包店。
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,大于安娜以往任何一项支出:她需要大约2500万美元。

在知道安娜准备拿下教堂宣教所后,纽约社交圈的下巴都惊掉了。
一方面是安娜太年轻,25岁的小姑娘就能做这种大项目?
另一方面,他们再次感叹安娜家的背景深不可测,实力超群。
不过,安娜说,因为她年纪还没到,信托基金的钱取不出来,所以只能先选择贷款。

她给硅谷的私人投资者写信,然后一路顺藤摸瓜,联系到乔尔·柯恩(Joel Cohen),他是《华尔街之狼》现实原型中的检察官。
柯恩给她介绍了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安德鲁·兰斯(Andrew Lance),兰斯帮安娜与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取得联系,包括堡垒投资集团和美国国民城市银行。
在邮件里,兰斯非常真诚地写道:“我的客户安娜·戴维正在对公园大道南281号进行非常激动人心的重建,有一支大型团队对此场地和空间进行支持。”
“她需要这笔贷款……因为相当大的资产位于美国境外,其中一部分是由瑞士银行托管的信托。”

国民城市银行要求看瑞士银行的证件,然后他们收到了一个名叫皮特·亨内克(Peter Hennecke)的邮件,说他会很快给出声明。
“请问,您是瑞士银行的员工吗?”国民城市银行感到有些困惑。
安娜解释,不是,皮特·亨内克是她家族的金融管家,负责信托的事。

之后的几个月,安娜一直努力筹款,她把艺术派对改成金融派对,每日和公司高管、银行经理打交道。
她还认识了著名的黑心药企老板马丁·史克雷利(Martin Shkreli),此人把艾滋病药价提高55倍,被全美唾弃,但安娜称他为“我最好的朋友”。
“其实我们只见了一面……但她人确实很热情。”史克雷利在狱中告诉《纽约》记者。

不过,金融圈没有那么好混,靠社交手段借到钱是很难的。
到2016年年底,国民城市银行拒绝向安娜贷款,兰斯开始寻找对冲基金和其他银行作为替代。
同一时间,拥有教堂宣教所的公司开始向安娜施压,说如果她再不给钱,这栋建筑就会租给瑞典博物馆Fotografiska。
这两个消息让安娜的压力很大,更糟糕的是,她正常的现金流也出现问题。

一天晚上,安娜请娜芙塔利吃饭,付钱时她的卡被冻结了。
她召来服务员,给对方一个信用卡号码清单,让他挨个用。
娜芙塔利看到上面有12个信用卡号,但最终没有一个能用。
“我看到服务员挨个尝试后,一直摇头,就开始大汗淋漓了。我知道这顿饭钱得我付了。”娜芙塔利说。
这笔286美元的饭钱看着不多,但安娜的有钱人设崩塌,只是一个开始。

那天后不久,娜芙塔利的经理打电话给她,说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:酒店似乎没有存档安娜的信用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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